1795年，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出生于德意志图林根地区一个叫维尔的小镇上，生长在信仰路德教的家庭环境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主要都是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并没有把历史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课程。1818年，兰克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就到法兰克福的一所高级中学里教授古典文学。

　　在法兰克福担任中学教师的7年间，兰克的学术兴趣从文学转向了历史学。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前辈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年)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讲授荷马、维吉尔、贺拉斯等古典作家的作品时不得不涉及到相关的历史知识，结果却使他养成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在这期间，兰克写下了第一部历史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亦译作《1494年至1535年罗曼与日耳曼各族史》)，于1824年出版。这部书使他一举成名，并因此而于1825年被柏林大学聘为“非常额”历史学教授(一说副教授)，从此他就一直在柏林大学任教，直到1871年退休，时间长达46年。

　　到柏林大学任教，是兰克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柏林大学里浓厚的学术气氛、不少著名学者的思想和方法等等，都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形成和史学成就的取得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另外，来到柏林大学之后不久，兰克就幸运地在柏林档案馆里发现了多达47卷的16和17世纪威尼斯外交大使的报告，于是他就利用这批资料很快写成了《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被列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一书。与兰克的第1部著作相比，无论是在史料运用方面还是在整体结构安排方面，这部著作都大有进步，他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笔酬金。

　　从1827年至1831年，兰克靠着这第2部著作的酬金前往欧洲各地做了一次他自称为“科学旅行”的环欧学术访游。他先走遍了德意志境内的各诸侯国，访问过魏玛、德累斯顿等收藏官方文书的地方，又在法兰克福查到了1414年至1613年期间的文献资料96卷。后来他开始周游西欧各国，先后到过维也纳、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海牙、都柏林等名都大邑，无论是在国家档案馆还是在私人藏书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在维也纳滞留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收获最多。他不仅在这里的档案馆里找到了更多威尼斯大使的外交报告(内容涉及到近300年来欧洲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而且还结识了首相梅特涅及其助手根茨。总之，兰克在这4年中收集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他以后的研究著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1834年，兰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教皇史》的第1卷(其第2卷和第3卷于1836年出版)。此书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史料丰富，而且还在于他那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就在那一年，兰克被柏林大学聘为正式教授；1841年，他又获得了“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头衔，并一直保留到退休。

　　继《教皇史》之后，兰克接二连三地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其中重要包括：《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1839年至1847年分批出版，是根据他在法兰克福找到的96卷文献资料写成的，全书共1300多页)、《普鲁士史新编》(1848年出版)、《16、17世纪法国史》(1852年至1861年分批出版)、《16、17世纪英国史》(1859年至1868年分批出版)等等。与此同时，从1867年起，他开始在莱比锡出版自己的全集。这部全集直到1890年才出齐，共有54卷，其中还不包括他晚年口授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但是他只完成了7卷)。

　　兰克对历史可谓情有独钟，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形象地道出了他对历史的热诚：“得以遨游于历代的历史宝库，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往日的种种生活，人生快事，莫过于此”。他不仅热爱历史，而且对历史有着极高的悟性；他一生长寿多产，著作等身，成就辉煌，地位显赫，是近代西方史学界无人可比的。综观兰克的全部著作，可以得出这样的感觉：他的历史研究的主题是政治史，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是16世纪至18世纪、地区范围是西欧各国。

　　兰克接受了浪漫主义史学中的历史主义思想，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那种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特点、历史传统及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不应该侈谈空洞的普遍性历史，认为人类历史应该是由个体性的民族史共同构成的多样性结合体，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采取叙述体方式的独特的科学。

　　兰克是一个“西欧中心论者”，他曾断言道：“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在他看来，所谓的“伟大民族”就是由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等6个民族组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自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6大民族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或民族则仅仅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

　　 兰克晚年口授《世界通史》的时候，尽管在序言中表示要从历史叙述中“消灭自我”，但实际上却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其“西欧中心主义”立场。从已经完成的7卷内容来看，除了在首卷中对西亚和北非的历史作了简略的该书之外，东方各国的历史在他的世界史体系中没有任何地位；在叙述中世纪历史的时候，甚至连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广泛建立国家的斯拉夫民族，都没有被写进他的《世界通史》的资格。他的这部《世界通史》虽然只叙述到1453年，但是加上他以前撰写的西欧各国的专史，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通史。

　　兰克从以下3个方面对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历史进化思想提出了异议：⑴所谓“进步”的涵义是很难把握的，不仅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都被归在相同的“进步”模式之中，而且每个民族本身的历史进程并不是总在“进步”的。⑵所谓“进步”的观念并不能用来概括人类的知识积累过程，古代的艺术和诗歌往往能够与现代的相媲美，有的甚至还超过了现代的水平，因而即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方面找出某种“进步”的趋势，但是在文化知识方面或者道德意识方面却很难找出这样的“进步”来。⑶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为“每一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够留给后人多少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在他看来，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殊趋向和独自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代人都是平等的；历史学家能够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却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高低。

　　在兰克的著作里和言谈中，经常会出现“上帝”或“上帝之手”的概念，人们对此评价不一。我们应该看到：在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中，宗教可以说是一种相伴终身的基本存在，西方人从小就对“上帝”耳濡目染，早已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根植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兰克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徒，他在考察历史的时候，将一些自己难解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跟“上帝”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是非常自然的。问题在于兰克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跟“上帝”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明确的是，历史学家兰克心目中的“上帝”与宗教神学卫道士信念中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不具有宗教利益上的目的和动机。作为一个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经常叨念“上帝”，更多的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先在的原因之原因”的敬畏和感叹；他笔下的“上帝”或“上帝之手”，也只是隐藏在历史背后、支配历史进程的某种神秘的永恒力量的代名词；正如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并不刻意去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一样，他也并不谋求去体验这种永恒力量的神秘启示、或者企图去抓住这只“上帝之手”，更不想为之寻求某些理论的或历史的依据；在他那里，“上帝”对人间事务和人类命运的干预，只是一种个人的预感，是一种朦胧的、无形的、难以说清楚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这只“上帝之手”并没有妨碍他阐幽索微、写出严谨的历史著作来。